在李建榮從不輕易打開的柜子里，有兩樣東西占據了最大的空間：一摞鮮紅的獎狀和一沓兒子的衣物。

　　退休前，她是石家莊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計生委主任。在這個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級先進工作者的榮譽證書，一家人以她為榮。

　　然而，就在今年初，這位64歲的母親失去了自己的獨生兒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對“老無所依”的深深恐懼之中。

　　“我曾有過另一個孩子的。”老人一手托起眼鏡，一手在眼睛上胡亂抹了幾下。

　　時光倒流至1979年4月，懷孕兩個多月的她到醫院接受了人工流產手術。

　　“要是生下來，現在不就頂用了？！”李建榮感慨道，“只是那時我別無選擇。”

　　在老同事看來，李建榮的“先進”名至實歸。她干活“不要命”，還特別擅長做思想工作，“代表上級的聲音”，把政策解釋得一清二楚。

　　“我那時可是信誓旦旦的！”這位前“計生主任”回憶往事，開始不斷地提高聲音。曾經有很多育齡婦女問她，“家庭結構變成‘4-2-1’怎么辦？”“獨生子沒了怎么辦？”

　　她會斬釘截鐵地回答：“這不是你該考慮的問題，上面一定會解決。”

　　直到今天，她還是念叨著這套說辭。然而，語氣間少了堅定，多了哀求。而回復她的聲音，也變成了“你都這樣了還唱高調？”

　　“我沒法后悔。”這個年過花甲的女人緊緊攥住一塊手絹，有些發狠地說，“當時坐這個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榮清晰記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兒子5歲了，她才懷上第二胎。按照“一個不少，兩個正好”的政策，她順利拿到了指標。然而，肚子還沒見隆起，新號召卻來了：“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

　　“領導親自來做工作”，本來自覺“合理合法”的李建榮開始動搖了。她的婆婆急得突發心臟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門外偷偷落淚。

　　在經過近一個月的糾結后，這位“先進工作者”還是決定放棄腹中胎兒。為此，她還得強忍著痛苦，說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國家”。

　　那是一個“說陰不陰，說晴不晴”的4月早晨，風里還有冬天殘留的寒意。李建榮獨自跨上自行車，往婦科醫院騎去。“車子沉，腿也沉”，這位即將終 止自己孩子生命的母親每前行一步，都在“掙扎”。“簡直是蹬著鋼圈去的”，她說，“我恨不得變成孫猴子，遁了，到沒人的地方生下孩子，再回來”。

　　到了醫院，她希望“隊伍越長越好，永遠也輪不到她”。但那一刻還是來了。因為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不高，她痛得數度嘔吐。

　　修養一周后，她便返回崗位。當時也有幾個女同事和她的情況相同，但平時盡職盡責的李建榮一句也沒勸說過她們。

　　這一年內，全廠364個育齡婦女，有60人和她一起，領取了獨生子女“光榮證”。發證的那天，領導對著喇叭，情緒高漲地表揚她們“為國家做出了貢獻”。

　　和以往的表彰大會不同，現場始終一片靜默。

　　“退休后，我和她們慢慢失去了聯絡。”李建榮忐忑地表示，“不知道她們的孩子都好不好？”

　　事實上，在此后的幾年間，這位母親總是做噩夢。夢里，一個小姑娘哭著拉住她的手，反復問她：“娘啊，你為啥不要我？”

　　10年前，李建榮的獨生子李來虎被查出患有神經纖維瘤，開始接受大大小小的手術。為了給兒子治病，已經退休的她學習中醫推拿，借錢開了個小診所，補貼治療費用。

　　“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要強的。”李建榮緩緩地回憶道。母親去世時她只有10歲，此后她“背著弟弟，領著妹妹”，努力讀書，成績一直很優秀。直到參加工作，這個出身貧寒農家、靠國家減免學費才完成中專學業的姑娘，始終堅持認為“命運難不倒我，將來我一定比別人強”。

　　最初，李建榮在工會文藝隊工作。為了開展活動，她學會了五六種樂器，排練節目徹夜不睡。當上計生委主任后，她更加努力了。有一次，她的第3、4、5節腰椎間盤脫出，“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走”，她就趴在床上寫報告、擬計劃。

　　“我當時認為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在李建榮看來，“無論是洞房花燭夜還是兒子第一次叫‘媽媽’”，都比不上她憑借工作獲得榮譽的那些瞬間——“站在臺上，相機閃光燈晃眼，領導把獎狀遞到我手里。”

　　如今，這些“榮譽”占據了家里很大的空間。“這么厚！”李建榮的丈夫李文考伸出雙手比劃著，足有半米長。“可是，有什么用？”他馬上收攏手臂，擰著眉頭，質問自己的妻子。

　　李來虎去世前，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即使娶妻生女，也沒有搬離“兩室沒廳”的老房子。如今，他們住的居民樓被鑒定為“危樓”已經十幾年了，老兩口和兒媳、孫女依然擠在那里。

　　今年年初，李來虎的病情迅速惡化。又是一個4月，李建榮再次站在了命運的正對面。“閻王殿里無老少。”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母親悲嘆道，“這一次我還是別無選擇。”

　　因為過度悲傷，李建榮突發中風。那天，120急救車來了兩個人，加上丈夫和兒媳，還是無法把她從3樓抬下去。“連個出去求助的人都沒有啊！”李建榮說。

　　還有一次，1000度近視的她弄掉了眼鏡。因為什么也看不清，她只能跪在地上到處摸索，“兒子要在，一步就沖過來了”。事實上，隨著年齡的增長，視力帶給她的不便越來越多。一個人出門時，她會被臺階絆著，也會迷路，“身邊沒個人真不行”。

　　對于一位失去獨生兒子剛4個月的母親來說，忍住眼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近日播出的一期涉及失獨父母的電視節目中，作為嘉賓的李建榮失聲痛哭。

　　“那何止是孤獨啊？我們老不起，病不起，死不起。”老婦人激動地喊了出來。

　　談起李來虎，李建榮如數家珍。“我兒子小時候嘴很甜”、“我兒子在北京念的大學”、“我兒子最愛吃紅燒肉”、“我兒子給我買電視劇碟片”……在狹窄的老屋里，堆滿了李來虎用過的物品，她一樣也不舍得扔。

　　“你知道我保存他的東西到什么程度？”她瞪大了眼睛說，“月子里穿的衣服還留著！”李建榮每天的“必修課”是看一遍兒子的照片，每次看到他對著鏡頭，意氣風發的模樣，“就覺著他還在”。

　　兒子的影子還保留在孫女的身上。她常凝望著這個剛滿10歲的小女孩，“一轉身兒，耳朵像他爸，一皺眉頭，表情像”。

　　兩位老人還背負著給兒子治病的十多萬元外債。有親戚提出“不用還了”，她不答應，“只要手上有一點錢，馬上還債，誰都不容易”。

　　她努力讓自己從陰影里走出來。在診所里，她對人總是笑臉相迎，而對喪子之痛只字不提。和她同一幢樓里，也住著一位失獨母親，整日把自己鎖起來，不愿與人交流。李建榮偶爾便會去安慰她，“唱唱小歌，講講幽默”。

　　在家里，“奶奶奏手風琴，爺爺拉二胡，孫女彈電子琴”，組成一支小樂隊，用音樂的方式排遣悲傷。

　　但正如李建榮所說，“這悲傷永遠無法平復”。說起兒子的時候，這位大半輩子好強的女人，眼淚一刻不停。

　　當被問及如果重新選擇一次，她會不會留住第二個孩子時，李建榮只有一個字，“生”。

　　在李建榮看來，目前情形下，進不進養老院，成了一個問題。進，其他老人的孩子來探望時會“撕裂傷口”。不進，“死在家里怕都沒人知道”。她期待著一座專為失獨者開辦的養老院，“我們這些同類可以彼此安慰”。

　　“如果我們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是對人民的不負責任。”剛剛過去的7月，國家計生委原巡視員、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原理事長苗霞如是說道。

　　當下，首批獨生子女的父母正步入老年。有專家估算，目前全國至少100萬個失獨家庭，每年新增7.6萬個。

　　“我們是‘一孩化’的先驅，我相信國家不會不管。”李建榮喃喃地說著。

　　她摸出隨身攜帶的兒子的手機，貼在眼前仔細翻看。短信草稿箱里，保存著一條兒子沒來得及發出的信息。

　　時間定格在李來虎生命的倒數第二天。他或許是從昏迷中醒過來，努力拿起手機，摁下了幾個字：“媽媽，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