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留守婦女易被異性侵犯 長期分居致婚姻危機
摘要: “(農忙的時候)他每天打一個電話回來，叫我少干活。他在外面打工擔心我在家里的情況，我也很擔心他的身體。他每年回家住十幾天，看他身體虛弱的那個樣子，我的眼睛都哭腫了。平時生活壓力太大了，夜里睡不著覺，什 ...
| “(農忙的時候)他每天打一個電話回來，叫我少干活。他在外面打工擔心我在家里的情況，我也很擔心他的身體。他每年回家住十幾天，看他身體虛弱的那個樣子，我的眼睛都哭腫了。平時生活壓力太大了，夜里睡不著覺，什么事情都考慮：房子沒蓋，孩子上學，活干不下去。太難了”； “丈夫常年不在家，我們的生活一片空蕩。但是他在外面賺錢，大家手里有錢，心里也安穩些。如果兩人都在家，心里不空蕩，但是生活上緊張，經濟上就是一片空蕩了”； …… 這是一群留守婦女的心里話。 “農村留守婦女為家庭的幸福和農村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自身為此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然而她們卻處在弱勢的地位。”福建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鄢木秀說，“勞動強度高”、“精神負擔重”、“缺乏安全感”三座生產、生活和精神的大山重重地壓在她們的肩膀上，其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她們也常常陷入深深的困惑與矛盾中。 “不安心”的辛苦生活 2012年3月底，四川省大竹縣月華鎮，唐成芳因獨自撫養3個年幼的孩子太辛苦，把加了白糖的劇毒農藥百草枯灌進孩子們嘴里，然后自己也服下農藥。 唐成芳是名年輕的媽媽，她的丈夫在福建省福州市打工，她在老家照看3個孩子，一家人就靠丈夫每月寄回來的3000元度日。成為了留守婦女的唐成芳很脆弱，眼里都是生活之苦，終于，她被壓垮了。 盡管像唐成芳這樣被壓垮的留守婦女不多，但對大多數留守婦女而言，她們的肩上的確壓著太重的負擔：孩子的撫養、農村的耕種甚至還有村里村外的社交活動…… “第二個孩子出生后，我丈夫便開始外出務工。”湖南省岳陽縣長坪村，劉秀一臉疲憊地說，為了家庭生活，自己一天到晚忙碌不停。 每天早上5點鐘起床給上學的兒子和女兒做飯，上午要洗衣服，下午要喂豬、喂雞、做家務。除此之外，劉秀家有兩畝水田，種植水稻；0.5畝旱地，種了一些蔬菜；0.2畝山地，種了一些松樹。插秧、打藥、割稻、澆水、除雜草等所有的生產勞動都由劉秀自己承擔，有時還要上山砍柴。 “丈夫在家時，這些農活都是他做，但現在誰也靠不上，只能自己做。”劉秀說，由于丈夫務工收入并不多，她從來舍不得花錢雇工，也很少請人幫工。 終日勞累讓劉秀看上去很瘦，她說自己常常感到頭暈眼花、心跳加快、眼睛腫痛，但很少去看病，難受的時候就吃些藥。 這個村里，和劉秀有著相似“家境”的幾十戶人家，幾乎所有男性勞動力都外出“撈錢”，把家庭的擔子卸在妻子的肩膀上。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吳惠芳說，農村的農業生產、孩子遇到的問題、個人遇到的問題都集中在留守婦女身上，雖然她們跟外出務工的丈夫也有聯系，“但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丈夫每年只回家一次，他們之間通過電話聯系，但超過五分之一的婦女跟丈夫每次通電話的時間都不超過3分鐘，她們也不會去丈夫務工的地方去看望丈夫。調查顯示，63.2%的婦女經常感到孤獨，42%的留守婦女經常哭泣，69.8%的婦女經常感到煩躁和焦慮”。 不安全的“獨身”生活 不公開姓名，不公開所在地。 這是陳梅(化名)接受記者采訪的前提條件。 45歲的陳梅是中國東部某村的留守婦女，結婚不久，丈夫就外出打工，每年只在春節時回來。陳梅和鄰居家都在屋后建了廁所，但上廁所時，陳梅會碰到鄰居家的男人，為了避嫌，陳梅在兩個廁所中間壘了一堵墻。結果，鄰居家的男人有時就在陳梅家的廚房后面小便。 “有一次，我在家門前剝胡麻，鄰居家的男人竟在我前面的樹旁邊小便。我也沒辦法，端著胡麻就回家了。”陳梅說，自己有一次忍無可忍和那個男人吵了起來，“我說你這不是明擺著欺負我們嗎。誰知道那人竟說，就欺負你，怎么了”。 “我也沒有辦法，只能忍著。”陳梅無奈地說。 “農村閑暇娛樂活動少，農民的社交活動范圍也有限，留守婦女必須面對很多獨自和異性交往的情境。因此，有的留守婦女會面臨被異性騷擾的問題，甚至成為異性侵犯的對象，有的則可能最后演變成為婚外情。”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葉敬忠通過一系列的調研分析說，同時，有些深受農村傳統觀念影響的留守婦女秉承著“家丑不可外揚”的原則，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只能對騷擾者一忍再忍，“這不僅給留守婦女個人帶來了不安全的因素，同時也給社區治理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與此同時，她們的婚姻同樣“不安全”。因長期的分居，夫妻在一起相處時間少，雙方缺乏交流和溝通，感情日漸疏遠。 “再加上許多男人在外面務工，耳濡目染了許多新鮮事，有了不少的現代新意識。回到家，面對留守妻子因過度操勞而日益蒼老的容顏和為瑣事的嘮嘮叨叨，總覺得妻子沒情調、沒素質。久而久之，必然導致家庭失和，甚至出現了一些家庭暴力。”鄢木秀調研發現，由于務工導致家庭解體的現象近年來有上升的趨勢，來自四川省民政部門的統計數據表明，在農村離婚人群中，因為夫妻一方外出務工而導致離婚所占的比例達五成以上。 鄢木秀說，面對丈夫的拋棄，有些農村留守婦女徘徊，不知該如何應對；有的為了自己和孩子的名聲，忍氣吞聲，縱容丈夫的不忠行為；有的甚至做出違法的事，淪為階下囚，“有的由于不懂得相關法律，在婚姻走向破裂時，不能很好地維護自己的權益，特別是在離婚財產分割時，農村留守婦女處于不利的地位”。 留守婦女保護來自多方面 “在當前社會發展的狀況下，我個人認為留守婦女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問題的根源就是因為勞動力外出務工，又不能整個家庭遷移過去。如果要根本解決，一個辦法是讓丈夫不再外出，在本地就有足夠的收入；另一辦法則是家庭中有成員外出的話可以帶著整個家庭到城市去共同生活和勞動。”吳惠芳說，但很明顯，在現有的條件下，“這兩條路都是不可行的。因此，只能是采取一些關愛農村留守婦女的措施去幫助她們”。 吳惠芳分別針對農村生活的各方面提出了建議：針對農業生產方面，推廣系統需要大力加強，需要開發出適合留守婦女和老人操作的機械，適合她們的技術，這樣來推動她們運用技術，同時鼓勵在農村建立互助小組，婦女在生產中互助合作；針對婦女的衛生保健服務要完善，目前農村也有一些這樣的服務，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婦女保健服務基本上沒有，所以農村基層的醫療服務需要加強，同時需要推廣衛生保健知識；針對教育，希望農村學校能夠提供支持，比如有些地方在開展寄宿制；針對安全，希望基層的婦聯組織能夠加強維護農村婦女權益的工作，現在很多農村婦女遇到傷害的時候，她不知道去哪里尋求幫助。農村的治安聯防力量也要加強，有些地方已經開展了試點工作，值得學習。 “農村留守婦女在操勞之余，也要認真學法，特別是婦女權益等有關法律法規。在學習法律的同時，留守婦女還應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一旦發生婚變，可以申請財產補償，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鄢木秀說。 |